作為美麗的對立面，丑陋一詞有其特定的導向作用，頻繁的丑陋建筑的評選在某種意義上推動中國社會的建筑審美日趨極端，公眾對建筑的評價走向“最丑建筑”和“最美建筑”的兩級。所以在丑陋建筑評選的正面價值背后，這種極端化造成的社會審美撕裂也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
2022年年底，新一屆的“中國十大丑陋建筑”出爐，這是【中國十大丑陋建筑評選】的第十三屆，但這次，我失去了“審丑”的興趣。
【中國十大丑陋建筑評選】始于2010年，由建筑暢言網發起。從一開始，就分成了專家評審和大眾投票兩種推選方式。這兩種方式的并行一方面體現著建筑評價的民主性，而專家評審的存在，也為評選注入了“專業”屬性，是行業審美和價值觀的某種體現。
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副教授周榕老師是【中國十大丑陋建筑評選】的重要推動者，從第二屆評選時加入專家評審組，之后就再也沒有缺席。2020年，“十大丑陋建筑評選”十周年之際，周榕在《建筑學報》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再造文明認同 ——“中國十大丑陋建筑評選”的多維價值》的文章，闡述了他對于這一評選的理解。認為【中國十大丑陋建筑評選】逐漸生發出嚴肅的學術意義，并積累起相當重要的歷史價值。
我認同周老師的對丑陋建筑評選歷史價值的判斷，但在正面價值之外，其負面價值也不容忽視。
美麗與丑陋
美麗和丑陋本是一組極端對立的詞，二者沒有中間地帶。所以當非專業網絡媒體建筑暢言網在2010年發起【中國十大丑陋建筑評選】時，就帶有強烈的“審丑”視角。
【中國十大丑陋建筑評選】在2010年的走紅，有特定的時代背景：在奧運建設、4萬億計劃、地產浪潮的推動下，中國開始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城市化建設。在這個過程中，一大批貪大媚洋、崇權炫富、 獵奇求怪、粗制濫造的建筑被建造出來。
此時，【中國十大丑陋建筑評選】的推出，讓大眾對這些粗制濫造的城市景觀的不滿找到了一個出口，加上移動互聯網的興起，極端化的“建筑審丑”迅速走紅。
“與其說這一評 選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組織設計，不如說它是社會集體情緒的應激型反應”，周榕老師在《再造文明認同》中說。
在丑陋的對立面，出于營銷的考慮，媒體們開始大肆使用“最XX的建筑”為題，來推銷建筑形象。這類文章標題的起點和高潮都是2015年一條的那篇【全中國最孤獨的圖書館】，之后迅速風靡，成為一種建筑形象營銷的常用方式。
媒體報道標題
在“最美”和“最丑”標題的轟炸下，理性的建筑形式討論漸漸失去了市場，讀者對于建筑的極端化審美逐漸成為習慣。
2021年，東方衛視《夢想改造家》中建筑師陶磊設計的紅磚房成為這一輪極端化審美最大的受害者，甚至在建筑師群體內部，這種極端批判方式也是一種下意識的思維方式。雖然我們知道，甘肅的那個紅磚房找個專業攝影師拍一組大片，同樣能在媒體上冠以“西北農村最美磚房”大行其道——紅磚房和建筑媒體上頗受推崇的那些設計師作品沒有本質區別。
建筑媒體上的一些住宅設計
大眾與專家
【中國十大丑陋建筑評選】中的一條重要規則，就是大眾評選和專家評選的分野，第一輪由公眾在網站上進行開放式提名，然后在一定時間期限內對提名進行網絡投票，初選出前 100 位候選名單 ；第二輪邀請專業評委進行終審評議，通過討論和投票，從候選名單中確定最終的十大丑陋建筑年度榜單，繼而進行網絡發布。大眾對“十大丑陋建筑”結果的認識，也基本來自這份專家評選的結果。所以，【中國十大丑陋建筑評選】從一開始就是兩種結果并行，這兩份榜單一開始重合度比較高，但近些年這種重合正在下降，尤其是代表“最丑”的第一名，大眾投票和專家評審已經很多年沒有重合。
從理想的角度看，規則設置中專家評委的權力被限定于只能在網絡投出的候選名單中進行選擇，因此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他們對公眾意見的過度干預，同時也保留了專業共同體對非理性社會情緒進行適度調節的能動性。
社會大眾和專業群體都對“審丑”熱衷，究其原因，除了“社會集體情緒的應激型反應”外，專業媒體中占據主流地位的“吹捧式”評論文章是行業內部熱衷于這一事件的另一個推動力。
【中國十大丑陋建筑評選】專家評委
在當下的中國建筑學專業領域中，一直沒有形成一個成熟的建筑批評環境，專業媒體一般是設計企業和相關院校的附庸，多半都在替建筑師們做“設計解釋”和“理論建構”的工作，大眾無法從這些專業媒體的文章中聽到他們期待的評價。建筑師群體也不滿于一灘死水般的專業環境——既然在行業內部無法表達，丑陋建筑評選成為建筑師群體表達異議的出口，而最極端的“丑陋”似乎也帶有某種“矯枉必須過正”的意氣。
檢索這些年【中國十大丑陋建筑評選】的網絡投票結果和專家投票結果，能發現明顯的價值差異。如2019年的第十屆，大眾評選第一名是汕頭的一座人行天橋，而專家評選第一名給了重慶來福士廣場，在大眾投票中，重慶這座建筑位列第14；2018年的第九屆，大眾評選第一名是昆山市的一座模范大閘蟹外形的仿生建筑，而專家評選第一名給了日本著名建筑師安藤忠雄設計的上海設計中心，理由是“中國的決策部門包括投資部門，熱衷于請國際著名建筑師來做設計。安藤忠雄的設計風格其實更偏向于可以一眼把握的小尺度建筑，一個小的博物館、文化館這樣的建筑”。
重慶來福士廣場
到了最近的2022年第十三屆，大眾選擇了馬鞍山鄭蒲港CORPUS人體博物館，專家評審則把最丑的頭銜給了上?！疤彀睬洹辟徫镏行模@座建筑在大眾投票里位列第19。“假如單從物理空間的形式設計角度看，這個“年度最丑”顯然可以算是一個極富創新性和視覺沖擊力的建筑作品。但如果換個視角，從大眾的視覺觀感和直接聯想來看，則不啻是一場接受美學和傳播學的災難。”周榕在一篇文章中這樣解釋專家們的這個評審結果。“來自大眾的情緒反饋和心理評價，也同樣具有社會正當性，絕不能用所謂的“專業性”一味加以忽視和壓制”。
上海“天安千樹”購物中心
無論是重慶來福士廣場、上海設計中心，還是上海“天安千樹”購物中心，說其建筑形象本身“丑”，無論如何都站不住腳。專家評委選擇選擇重慶來福士廣場和上海設計中心，理由來自于行業價值觀，劍指行業亂象，以此賦予建筑“最丑”的頭銜。但到了今年的上?！疤彀睬洹辟徫镏行模瑢＜以u委選擇迎合大眾的情緒反饋，似乎與其標榜的專業屬性相悖。
走向極端化的建筑審美
哈佛大學教育學家威廉·佩里（William G.Perry）研究了大學生認知發展中世界觀的變化過程，后人簡化成了 3 個階段。第一階段：非黑即白的二元論（Dualism）；?第二階段：相對主義（Relativism）， 當你了解到更多不同的角度和看法，你會開始懷疑一切，或者否定一切——“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所以你不能說我一定是錯的；?第三階段：承擔責任（Commitment），他們會理性地認為，對任何事情的認識，都是不斷靠近真相的過程。如果是通過獨立思考得出的結論，不僅要對結論負責，并愿意在新的證據加入時，轉變已有的結論。
無論是“最丑”還是“最美”，都是一種極端的、非黑即白的評價方式。而冠以“丑陋建筑”的評選活動，能成為中國建筑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事件，這只能說明我們對于建筑審美的討論還停留在最初級的階段。
前幾日外灘TheBound的一篇關于故宮北院的文章下，有一條評論：“丑陋建筑等著上榜了”。這條評論被4萬多名看過這篇文章的讀者頂到了第一，也說明丑陋建筑評選似乎已經成為大眾對當下“建筑形式批判”最直觀的印象。
故宮北院
在中國高速城市化的時代，丑陋建筑的評選對于打擊建筑行業亂象、戳破建筑行業“信息繭房”有巨大的作用。不過在連續舉辦了十三屆之后，“丑陋”一詞的說服力正在降低。2020年，周榕在連續參與十屆評審后發現，入圍名單里面的建筑似乎不那么“丑陋”了，“那種一眼可知眾望所歸型的丑陋建筑，逐漸變得可遇不可求， 而評委之間對于作品意見的分歧， 也開始明顯增多”。
與此同時，【中國十大丑陋建筑評選】作為一個社會話題，在媒體上的影響力卻越來越大。甚至在《2021年新型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這類官方文件中，也出現了嚴禁建設“丑陋建筑”的要求，但“丑陋建筑”并不是一個嚴格的學術概念，甚至無法被定義。
無論是什么樣的社會思潮，只要走向極端，其傷害是不言而喻的。在【中國十大丑陋建筑評選】創立初期，“丑陋建筑”是社會大眾的“情緒標靶”，但是“最丑”這一極具號召力的傳播口號在接下來的數十年里成為了“建筑審丑”的旗幟，其強烈的主觀情感需要創造一個又一個“最美”、“最漂亮”、“最震感”才能對沖。極端的“最丑建筑”和“最美建筑”使關于建筑審美的討論變得粗鄙不堪， 網民以憤怒激化憤怒，以情緒煽動情緒——無論持何種立場。尤其是這種極端評價還有專業群體背書時，大眾更無法在理性框架下繼續討論。
到2022年“十大丑陋建筑”榜單出爐，大眾似乎也已經陷入了“審丑疲勞”。作為美麗的對立面，丑陋一詞有其特定的導向作用，頻繁的丑陋建筑的評選在某種意義上推動中國社會的建筑審美日趨極端，公眾對建筑的評價走向“最丑建筑”和“最美建筑”的兩級。所以在丑陋建筑評選的正面價值背后，這種極端化造成的社會審美撕裂也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公眾號：UrbanPost 城市郵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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